高连奎：均衡与失业的悖论——产品市场与就业市场的逆向联动关系与凯恩斯式宏观调控的学理基础
2026-10-18 · 亿赢配资
马歇尔创造了产品市场的经济学，凯恩斯创造了就业市场的经济学，然而这两者之间却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罕有人去研究，而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断裂，本质是产品市场经济学与就业市场经济学的断裂，而本文提出的均衡与就业的悖论就是弥补这个断裂，为凯恩斯经济学重新树立学理基础。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里，“市场出清”几乎是所有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理想状态，新
马歇尔创造了产品市场的经济学，凯恩斯创造了就业市场的经济学，然而这两者之间却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罕有人去研究，而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断裂，本质是产品市场经济学与就业市场经济学的断裂，而本文提出的均衡与就业的悖论就是弥补这个断裂，为凯恩斯经济学重新树立学理基础。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里，“市场出清”几乎是所有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理想状态，新古典经济学构建了一套经典逻辑：市场价格具备充分弹性，供需偏离会通过价格、产量的快速调整实现市场出清，只要市场能够恢复均衡，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就业也将趋向充分就业状态。
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的“逆向联动”关系
但是真实经济运行，尤其是经济衰退、危机调整阶段，呈现出一套完全相反的运行规律：产品市场出清的速度越快、均衡修复越彻底，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规模反而越大、就业恶化越显著，经济危机从来不会因为产品市场的均衡而消失，反而会因为产品市场的均衡而严重。
经济危机爆发后，产品市场与就业市场会出现“逆向联动”关系：产品市场的快速均衡，是以就业收缩、岗位消失、失业率抬升为代价；产品市场越迅速地通过减产、降价、去库存完成均衡修复，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反而越严重，这就是均衡与失业的悖论。
当然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也不是一直“逆向联动”的，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两者则是“正向联动”的，只有在经济衰退和危机爆发时，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才会出现“逆向联动”关系，而这两个市场的逆向联动才是我们分析经济危机问题的关键，而也正是这种经济危机时期的逆向联动关系导致了“均衡与失业”的悖论的出现。经济繁荣时期的均衡是有利于就业的，而只有经济危机时期的均衡才会导致失业的出现。
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往往是初代需求过热催生的产能过剩，当初代需求满足之后，产品供给进入换代需求阶段，需求断崖产生：大量滞销的商品积压在仓库里，占据企业现金流，推高全社会库存水平。此时产品市场要回归均衡，必然要经历一轮残酷的“去库存”过程：企业会被动缩减生产、关停低效产能，甚至打折抛售滞销商品，直到过剩的供给被完全出清，供需关系重新回到平衡位置。
但每一笔产能的缩减、每一条生产线的关停，对应的都是岗位的消失。企业为了快速降低运营成本、回笼资金，往往会把裁员作为最直接的选择：原本服务于过剩产能的工人，会随着产能的清退被挤出就业市场。产品市场出清的速度越快、调整越彻底，意味着短期之内被释放的失业劳动力规模就越大，失业的压力就越突出，经济危机反而变的更严重。如果刻板地追求“快速出清”，本质上是在让普通劳动者承担经济调整的全部成本，最终的均衡也只会是建立在大规模失业之上的“冰冷的均衡”。
也就是市场出清没有带来就业优化，反而带来就业毁灭；市场越接近教科书意义上的完美均衡，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缺口就越大。这就是均衡与失业悖论最核心的特征：此时商品市场完成最优均衡，劳动力市场陷入深度失衡。
这种悖论往往会陷入自我强化的负循环。大规模失业出现之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直接缩水，消费能力随之下降，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产品市场的需求，倒逼企业继续缩减生产、裁减人员，产业市场的均衡也被进一步被破坏，最终市场会陷入“去产能→失业增加→需求收缩→进一步去产能→失业更增加”的死循环，让经济在通缩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就业市场的稳定、充分就业的实现，只能依靠增量生产、新增产能、持续扩张，绝不可能通过减产收缩实现。长期以来，部分经济学家深受均衡思维误导：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就呼吁自由放任，推动产能快速出清、快速去产能、快速市场平衡。但从均衡与失业悖论视角看：单纯追求产品市场快速均衡，本质上是以大规模失业为代价的被动收缩，是牺牲就业换取纸面供需平衡。
第一，不能单一追求产品市场快速出清。危机治理不能只盯着供需平衡、去库存、去产能，必须同步锚定就业底线，避免过度收缩式调整。
第二，区分良性均衡与恶性均衡。政策要主动摒弃萎缩式低位均衡，通过扩大有效需求、托底消费、稳定投资，创造增量型、扩张型的良性市场均衡，实现产品市场与就业市场同向修复。
第三，纠正新古典“放任市场自动均衡”的误区。纯市场自发调整，只会优先完成商品市场快速出清，最终以失业扩张、经济萎缩为代价，必须通过宏观对冲打破负反馈循环。
经济危机时期均衡与失业的悖论，是真实市场经济最深刻、却被长期遮蔽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尚未被发现的最大的缺陷。“均衡与失业的悖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中，纯粹的市场效率并不能自动导向社会福祉的最大化。经济均衡不能只追求产品市场单一均衡，要追求产品市场与就业市场双均衡，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单一的产品市场，而忽略了就业市场，也是导致其必然替代的根源。
新古典经济学在大萧条时期的失望表现，导致新兴的凯恩斯经济学把就业市场纳入经济学研究。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也是具有先天缺陷的，因为他只抓住了需求与就业的表层关联，只看到“需求不足→失业”的外生链条，完全没有识别“产品市场均衡调整→内生失业”的跨市场逆向冲突。遗漏了更深层的“市场内生矛盾”：经济危机时期的失业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而非外生的需求不足，这种“内生失业”的根源在于产品市场的均衡化调整本身，是市场自发调整、走向均衡时内生附带的产物。
凯恩斯及其后来者均没有发现并清晰阐述产品市场与就业市场的逆向联动关系，没有指出经济危机时期的内生失业特征，这导致凯恩斯经济学一直存在学理不足的问题，也导致凯恩斯经济学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都没有完成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替代，而是出现了两者长期并存的局面，一个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一个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只是从分类上将两者衔接起来。
其实当时凯恩斯本人，或是第一代凯恩斯学者，能够指出经济危机时期产品市场与就业市场的逆向联动关系，如果指出经济危机时期内生失业的特性，如果可以提出均衡与失业的悖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推广阻力会更小，拥护者更多，更不会出现什么“双主流并存”的局面。
笔者提出均衡与失业悖论就是为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新逻辑，夯实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学理基础，同时也为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逻辑：凯恩斯式的宏观调控从来不只是拉动总需求，更是要化解与缓冲产品市场与就业市场的逆向联动，是为了解决经济周期中的内生失业问题，均衡失业悖论不仅更新了人们对市场的认知，更彻底重塑了凯恩斯式宏观调控的底层逻辑，为现代宏观治理划定了全新边界，重新证明了经济危机时期宏观干预的必要性。
罗伯特·巴罗很早就涉足非均衡问题的探索，试图跳出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固有框架，解释现实当中持续存在的失业、市场失灵等现象，然而这条研究道路最终走入死胡同，根源在于其底层分析思路出现偏差。
在巴罗的分析逻辑里，他默认非均衡是派生现象：一个市场之所以出现失衡，是其他市场率先发生了非均衡，继而传导、拖累本市场，失衡来自外部市场扰动。按照这套理解，如果所有外围市场恢复均衡，那么目标市场自然也能够回归均衡状态。这就意味着，只要修复源头市场的失衡问题，整体经济就能够重回均衡轨道，这也是他后期重新向均衡理论回归的重要原因。
而真实的运行逻辑恰恰与之相反：单个市场达成均衡，本身就能够催生另一个市场的非均衡，并非一定要依靠外部市场失衡作为诱因。就像笔者提出的均衡与失业悖论，产品市场快速出清、实现市场均衡，企业为适配市场均衡状态收缩产能，直接带来劳动力需求下降，就业市场随即陷入失业的非均衡状态。产品市场已经完成均衡调整，但这个均衡结果本身，制造出就业市场的失衡。
这正是巴罗理论无法自洽的症结。他始终将非均衡视作外生附带结果，认为失衡一定起源于别处，只看到跨市场之间失衡到失衡的传导链条，忽略均衡本身就具备生成非均衡的内生力量。由于没能意识到均衡与非均衡这种逆向内生关系，巴罗只能在传统范式之内来回修补。他一方面察觉到现实当中非均衡现象客观存在，想要构建对应的理论；另一方面受固有思维束缚，找不到内生失衡的形成机制，无法解释均衡反向催生失衡的经济事实。
理论上找不到出路，也就解释不了萧条持续性、常态化失业这类现实难题，最终他的非均衡研究停滞不前，只能重新回到均衡分析范式当中，他的非均衡探索也就此沦为一条理论死胡同。
在他的分析框架中，失业、工资刚性这类劳动市场扰动作为起因，向外传导，最终造成商品市场供求脱节。循着这个思路，他寄希望于理顺劳动市场，就能够消除产品市场的萧条，这也是其非均衡研究走向困境的根源。
现实当中真实的因果链条恰恰相反：并非劳动市场失衡带来产品市场失衡，产品市场的快速出清抑或是快速扩张，本身就能够诱发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
也就是说，产品市场自身的均衡调整过程，就可以独立制造出就业市场的失衡，劳动市场非均衡是产品市场调整的内生结果，而不是源头诱因。
巴罗始终颠倒了两个市场之间的因果顺序。他把劳动市场当作矛盾起点，将产品市场失衡视作衍生后果，所以只能从工资、劳动力制度当中寻找萧条的解药。一旦以此逻辑制定对策，政策就会治标不治本。即便理顺了劳动市场相关条件，只要产品市场再次发生快速出清或者高速扩张，失业、用工短缺等劳动市场失衡现象依旧会出现。
正是因为没有认清这种单向内生作用关系，巴罗始终跳不出新古典均衡范式束缚。他看见了非均衡现象，却找不准非均衡生成的源头，找不到正确的传导机制，他的非均衡研究也就很难向前推进，最终重回均衡理论阵营。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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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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